良渚文化发现者施昕更先生(2007-12-03)

　　良渚文化是环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一支重要的原始文化，其距今年代为5300—4000年。七十年前，在今日的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首次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嗣后，同类文化内涵的遗址在环太湖流域都有普遍发现。1959年，著名考古学家夏鼐正式提出了“良渚文化”的名称，很快为人们所接受并沿用至今。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一举世瞩目的史前“大文化”，竟是由一位当时年仅24岁、学历只有初中文化程度，在考古学界毫无名气的“小人物”——施昕更（1912—1939年）首先发现的。

　　施昕更自幼聪颖，7岁时进入镇上的杭县瓶窑区立第二国民小学读书，成绩优异。13岁小学毕业后由于家境贫困辍学在家，后因校长多次上门劝说，父母才借钱送他到杭州贡院（今杭州市高级中学）读初中。施昕更深知学习机会来之不易，所以更加努力学习。1926年中学毕业后，考入浙江省立高级工业学校艺徒班，半工半读。艺徒班分金工组和文工组，施昕更本着自己的旨趣，选读文工组，专攻绘图专业；除正课外，还兼习国画和西洋画。该校系由浙江大学代办，著名敦煌艺术专家常书鸿，那时就在该校兼课，施昕更曾亲受他的教诲。

　　1929年6月6日，杭州举行规模空前的西湖博览会。经老师推荐，施昕更在西博会的历史厅充当临时雇员——讲解员。期间，施昕更接触了许多文物和矿物标本，眼界大开。20日，西博会闭幕结束。在西博会任职仅四个月，但这对施昕更来说，是他人生的一大转折点。西博会闭幕后他返回良渚老家。1929年11月，省政府决定利用西湖博览会的展品，成立永久性文化机构，即“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今浙江博物馆前身）。西湖博物馆初辖于省政府，1931年3月改由省教育厅管理。馆内设历史文化部和自然科学部，自然科学部下设动物、植物和地质矿产组。施昕更因在西博会工作出色，得以进入博物馆工作。

起初，施昕更以其所长，在地质矿产组任绘图员。后来，跟随地质矿产组主任、地质学家盛莘夫学习（盛莘夫解放后任三门峡电站总工程师，北京地质科学研究院古生物研究室主任）。他平时沉默寡言，善于思考，加上勤奋好学，工作出色，赢得全体同仁的赞誉，不久便任助理员。1933年，他随盛莘夫去孝丰（今属湖州市安吉县）进行地质考察。1934年，施昕更曾代表西湖博物馆出席在天津召开的全国地质会议。1935年著成《浙江地质矿产志》一书，是一部较早反映浙江地质矿产分布情况的著作。可惜因种种原因该书未能发表全文，仅仅刊出目录部分。

　　1936年初，杭州市在西湖西北的古荡老和山下（在今浙大玉泉校区内）建造第一公墓时，曾陆续出土一些石器和陶器。这些发现引起了西湖博物馆的重视，并于5月31日对这一处古遗址进行试掘。施昕更也一并参加。尽管这次试掘仅进行了一天，共开了3个探方，发掘出石器6件、陶片3块，收获不丰，却因此激发了热心于考古事业的施昕更的热情，成为发现良渚遗址的契机。

　　在整理出土器物的过程中，一件有孔石斧引起了施昕更的注意。这种石斧在他的家乡良渚一带常有发现，当地村民称作石铲。清末民初之际，良渚出土或传世的古玉早已闻名遐迩，令世人所珍。农民为利所驱，盗挖古玉成风，盗坑附近常散落一些石器及陶片。施昕更从小对当地的“掘玉”耳濡目染，印象深刻。然而，老和山和良渚之间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呢？于是诱发了施昕更回老家调查的想法。同年6月，他回良渚作了一次深入调查，但毫无收获。

　　施昕更并不气馁，一个月后再次回良渚。他在采集到几件石器后便回馆进行分析研究，可仅仅靠几件石器来研究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更多的资料。为此他一有空就往良渚跑，穿行于田野之中。有天傍晚，他从安溪的岳母家回良渚，路经朱村兜的一个干涸的池塘，意外地捡到一些碎陶片。经查看是一些产自瓶窑的黑瓷碎片，里面还夹杂着几片从没见过的陶片，引发了他莫大的兴趣。第二天再次到池塘边观察。凭着他在地质方面的知识和悟性，意识到这可能是一处史前文化遗址。他继续进行实地调查，终于在1936年的11月3日下午，在朱村兜附近的棋盘坟一个狭长形的干涸池底，发现了几片“黑色有光的陶片”。陶片带回博物馆后，交给馆长董聿茂先生（建国后任杭州大学生物系教授）。董馆长看后觉得这些东西很古有研究价值，但也说不出是哪个时代的东西（因董馆长是生物学家）。后来发掘和研究的结果表明，这几块陶片就是发现良渚文化遗址的开始。于是施昕更曾两次陪董馆长到良渚实地考察，董馆长也觉得朱村兜一带非一般的古窑址，所以鼓励他要好好研究，说不定是个重大的考古发现。

在董馆长的大力支持下，施昕更信心倍增，他时常到省图书馆查阅有关资料，在一篇题为《城子崖》的考古报告中得知良渚所发现的陶片称作“黑陶”，而且发现良渚一带所采集到遗物与山东章丘龙山镇城子崖出土的遗物有很多相似之处，特别是陶片在制作方法、造型特征等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于是决定把研究重点转移陶器上来。董馆长也同意施昕更的看法。根据当时的《古物保存法》，西湖博物馆出面报请当时的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核准，决定对良渚一带遗址进行正式考古发掘。施昕更得知消息后欣喜若狂，这是他梦寐以求的事啊！

田野考古发掘工作分三次进行。1936年12月1—10日，由施昕更主持对良渚镇的棋盘坟进行第一次发掘。12月26—30日，第二次对棋盘坟遗址进行发掘。两次发掘发现了红烧土面及一些残石器、残豆把、圈足器和陶片百余片，收获甚大。遗物运回馆进行整理研究后，施昕更确信棋盘坟一带是一个古文化遗址。为了弄清这个遗址的范围，1937年3月8—20日，施昕更又主持了第三次发掘。此次发掘范围扩大到附近的安溪、长命和大陆等乡镇，发现遗址或遗存共达12处之多，分别是棋盘坟、横圩里、茅庵前、朱村兜、荀山前后、许家兜、近山前东、横村塘、大雄、钟家村、金家弄、后河村。这次发掘初步探明了良渚附近遗址的地层堆积和文化内涵。采集或发掘的文物多为陶器、石器及玉器。陶器有鼎、壶、簋、盘、豆、觯、杯、罐、器盖等，石器有斧、钺、有段石锛、凿、破土器、犁、镞等，玉器有璧、环等；此外，还采集到一些西周至秦汉时期的印纹陶片及少量属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时期的陶片等。

在严寒的冬季，施昕更以极少的经费，独立负责三次发掘工作，其艰苦程度可想而知。一些村民认为施昕更的发掘是“借此自肥”，从中加以阻拦。在发掘现场更有“莠民三四人合股于夜中盗掘，被毁农田极多”，所以不得不借助乡警进行阻止。施昕更本打算深入持久地进行考古发掘，但因上述原因，野外发掘只好草草收场，今后再作打算。发掘结束后不久，西湖博物馆特邀考古学权威，当时中央研究院语言历史研究所的董作宾、梁思永两先生前往良渚实地考察。两先生对发掘工作深感满意，并对良渚一带古文化遗址的研究价值作了充分肯定，鼓励施昕更再接再励。

“绪言”部分，叙述了作者对考古工作的见解、编号报告的动机以及产生的经过。“遗址”部分，从三个方面叙述了遗址的情况。首先介绍了遗址发现经过；然后，详细介绍了遗址周围的地理环境及风土，并附有地形与遗址分布图；最后对三次发掘的地点、起讫日期、方法作了说明，如前两次发掘基本上是在干涸的池塘底部进行，按照“池沼的方向为坑的方向，而向下挖掘”，第三次发掘了5个坑，都以正方向为主，并将各坑编号。“地层”部分，主要是对地层及文化层的成因作了一些解释和推测。“遗物”部分，分为四节即黑陶、印纹陶片、石器、其他，重点从陶色、陶质、纹布、制法等方面对良渚黑陶进行描述和分析。“结论”部分，着重阐述了良渚遗址发现的意义。

综观《良渚》一书，至少有两个优点。一是条目清楚、叙述精当、图文并茂，把遗址情况与遗址特征比较全面地展现了出来。这是考古报告的基本要求。二是注重用分类与比较的研究方法来说明问题。这正是考古研究最基本、最常用和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可以认为，报告基本上达到了作者所期望的那样，即“将古人遗下来的物证，实事求是的、有系统的整理记载下来，为后来学者的一种参考”，“说明遗址遗物在历史上的真正的价值”。正因为如此，这本报告才能够经久不衰，在浙江乃至中国考古学史上占有一席地位。

在印刷之际，“七七”事变爆发，为避战火，博物馆决定内迁浙南山区。当时，施昕更先暂避老家良渚，负责印刷工作。不久杭州沦陷，《良渚》一书印刷被迫中断，仅从印刷厂带出原稿和校样，校样寄存于亲戚家（后因受潮发霉而全部损毁），自己则携原稿，追赶已经撤离杭州的博物馆，一起向浙南转移。他们先从富阳到兰溪，再到永康，后又迁往松阳。董馆长得知《良渚》印刷中断觉得十分可惜，看原稿还比较完整，为免于这一学术著作免于功亏一篑，复命施昕更对《良渚》原稿再行修订。施昕更边转移边整理，至永康时才告完毕。此时博物馆经费日渐短少，只好缩小编制，至永康时人员裁减到只剩5人，经费只剩旧币300元，印刷《良渚》一书已为财力所不许。至松阳，旧币贬值，物价猛涨，境况更加恶劣，博物馆终于被迫解散。《良渚》一稿则由董馆长携往丽水，向迁到那里的省教育厅呼吁，请以珍惜学术著作为重，要求拨款付梓。教育厅秘书长看了《良渚》书稿后认为很好，同意由出资印刷。董馆长即派钟国仪携稿经温州乘船至“孤岛”上海的中国科学公司印刷，同时委托寓居上海的学者卫聚贤帮助校对。为此，卫聚贤作《校后记》，充分肯定该书的学术价值。几经周折，1938年8月，《良渚》终于问世了。

西湖博物馆内迁后，由于经济困难，职员已陷失业之境，施昕更着急了，他不能没有职业，因他还要养家糊口。在董馆长介绍施昕更到中央考古所工作没有结果的情况下，他决定加入到抗日救国运动中去，到温州瑞安县任抗日自卫会秘书。到任不久，施昕更忽患猩红热并发腹膜炎，曾赴永嘉就医，途中适遇敌机轰炸，身受颠踬，病况加重。加上战时医药奇缺，终至于不治，于1939年5月29日病逝在瑞安县立医院，年仅28岁。施昕更遗有一妻一子。那时余杭早就沦陷，家乡已被日寇设营驻守，寡妻孤儿生活苦不堪言。

施昕更的胞弟回忆说：“我上小学时读的国语（即语文，系商务印书馆版本），课本的封面上印着一大堆断砖碎瓦，他就告诉我，这是商务印书馆的旧址，‘一·二八’事变时，日军把不是军事设施的印书馆也炸成一堆废墟，现在把它印在封面上，就是要我们牢记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不要忘记这一国耻。在1936年左右，有一位水口头村的农民，在掘桑地时掘到一面铜镜，特地拿来请他鉴别，他看过以后出价把铜镜收购下来，父母埋怨他不该买这种无用之物，他解释说：‘我如果不买，他就会卖给古董商人，几经辗转以后，说不定落到外国人手里。据说英国的博物馆里陈列着许多中国的古物，其中有些是举世无双的，在我们中国再也没有了，这多么使人痛心！’”有一次他对我说：“你懂得‘良渚’这个名称吗？‘渚’原意是水中的小块陆地，这里的水指的就是前面那条河，它叫‘渚水’，‘良’是良好的意思，‘良好的渚水’，多好的名称！”良渚镇东有一条不显眼的小石桥，叫映山红桥，他说：“可以想象，造这桥的时候，房屋肯定还没有这样多，站在桥头定能望见西面荀山上绯红的映山花（杜鹃花），这是多么富有诗情画意呵。”

施昕更爱国爱乡思想集中体现在《良渚》一书中。他写道：“将初步研究的结果，忠实的真确的记载下来，也许是说明遗址遗物在历史上真正的价值，而为史学家们采用的资料，也许是对于浙江古代文化的宣扬，健全民族的意识，而发生爱护乡土的观念。同时我还有一种企望，是对于浙江古代文化有兴趣者，大家注意这件事，共同加以探究，发扬而光大之。”这段文字告诉我们：施昕更从故乡挖玉盛行中得到启示，从地质勘探中深化认识，从老和山考古实践中诱发兴趣，到进行良渚遗址发掘和整理报告时，他的思想已经升华了，升华到基于爱国爱乡观念上的宣扬浙江古代文化、发扬光大祖国传统文化的高度了。他就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对良渚遗址发掘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和坚定的信心，出色地完成了发掘和研究任务。

自古以来，人们根据史书上的记载，一直以为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在夏、商、周时期还是很落后的“化外”之地，远落在中原地区之后；可是在施昕更发现良渚文化以后，人们就知道那种记载有背于历史实际了。良渚文化遗址表明，在新石器时代浙江就有相当发达的原始文化了。施昕更的《良渚》一书给研究良渚文化提供了最真实的原始资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尽管《良渚》一书中还没有把玉器研究提到重要地位，但对于陶器中的夹细沙灰黑陶和泥质灰胎黑陶，却十分重视。因为，1930—1931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山东章丘龙山镇城子崖遗址发掘，出土了举世瞩目的磨光黑陶，并且命名为“黑陶文化”。施昕更先生把两者联系起来，认为良渚遗址属于黑陶文化类型，是黑陶文化遗址。虽然限于历史条件，那时施昕更认为良渚文化属于龙山文化的一支，是由龙山文化传播而来，是龙山文化的一个地域类型，而目前已为独立演化说所更改；然而在事实上，当年施昕更提出传播一说也不是决断性的，而是假设性的。施昕更在《良渚》一书里关于这一论点是这样写的：“……浙江的黑陶或许是较晚于山东，而亦不妨假定古代沿海平原区域文化沟通发展及民族行徙繁衍之痕迹，浙江黑陶文化可说是在这种情形下面是传播关系而产生，而形制上大致相同，属同一系统产物外，究还有若干的异质成分，当为吴越民族所遗留，吴越民族自古为中国文化史上重要之一员，盖可断言。”施昕更这段论述在那时使人耳目为之一新，就是在现在也还不失其参考价值。总之，《良渚》一书揭开了良渚文化研究的序幕，对于探索东南沿海一带的中国文化起源的曙光，起着推动作用。由于抗日战争爆发，研究和发掘工作被迫中断。

二十世纪50年代以后，考古工作者继承了施昕更未竟事业，在环太湖地区进行了初期的考古发掘，取得了可喜的收获。举其要者，例如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出土的良渚文化遗存，就十分珍贵。学术界注意到麻布、绢片和丝带的发现，说明早在4000年前，麻桑种植，养蚕缫丝技术，在太湖之滨已经掌握应用。竹木器的编织物的发现，说明已经使用了相应的手工工具。至于籼稻、粳稻、蚕豆、菱角、葫芦、酸枣等种子和果核的存在，说明众多品种的食物栽培和种植也有了一定基础。特别是干栏式建筑遗址的发现，说明良渚文化居民已过着耕种的定居生活。由于玉器实物在其他地点发现不多，研究尚未展开。在太湖周围遗址发掘，所出土的一批遗存呈现出强烈的地域文化特色，只是人们对这个地区考古学文化概念尚不够明确，仍称作“龙山文化杭州湾区、浙江龙山文化”等，研究倾向没有集中在“良渚文化”上，影响了研究工作的深度。

随后通过科学发掘获取了大批珍贵考古资料，考古学界对良渚遗址的特征、内涵有了新的认识，不再认为是龙山文化向南传播的变种，而是发祥于太湖流域的一支土著文化，是由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演绎而来。1959年，在长江文物考古队队长会议上，夏鼐先生作了《长江流域考古问题》的发言，正式提出良渚文化的命名，明确了良渚文化是区别于龙山文化（原称黑陶文化）的一个独自存在和发展的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良渚文化的命名，加深了考古工作者对这一文化内涵的认识，积极开展了苏南、浙西一带地域性文化的研究。1961年，浙江省人民政府公布良渚遗址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73年，南京博物院在江苏吴县草鞋山进行正式发掘，在墓葬内出土了大型玉器，如多层玉琮，精美玉璧、玉瑗，第一次揭示了确系良渚文化墓葬随葬品，为早于商周时期的玉器断代和鉴定，有了可靠的依据；而且也是第一次揭示了良渚文化“玉敛葬”式，使玉器研究开始同史前时期社会意识联系起来。在人们面前，展示了一幅崭新的画面，对良渚文化的认识有了一个质的飞跃。随后，举其大者，70年代有江苏吴兴张陵山、武进寺墩的发掘。80年代有上海青浦福泉山、浙江余杭反山、瑶山、江苏新沂花厅等的发掘。90年代有余杭汇观山、江苏昆山等的发掘。各地区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对于良渚文化的研究向纵深发展，是一个重大突破。其中，关于玉器的研究，成了中国古玉研究最热门的课题之一。

根据考古发掘成果分析，良渚文化在太湖地区分布范围，大体上南至浙江钱塘江以西，可能包括杭州湾；西北从上海至常州一带，有迹象向镇江、南京方向延伸。长江北岸，如江苏海安县青墩上层也发现含有良渚文化一些因素。而以太湖以东、以北和杭嘉湖平原地区，为良渚文化发达的中心区。1981年至2001年底，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良渚镇及其周边地区进行了系统调查，发现遗址数量多达100多处。考古发掘表明，良渚遗址群是良渚文化繁荣时期的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中心。遗址群内遗址密集，类型丰富，大型中心址、高规格祭坛、高等级贵族墓地齐备，它所反映的文化代表了良渚文化社会发展的最高成就。

80年代开始，良渚文化研究进展很快，相继发表了一些重要遗址的发掘报告，如浙江反山、瑶山、上海福泉山、江苏花厅、寺墩、赵陵山等，也发表了不少研究论文和专著。1990年吴汝祚、牟永抗在“中国东南滨海文化学术研讨会”上提出的“玉器时代”，更是异军突出。据不完全统计，二十世纪50年代至今，已发表和出版关于良渚文化的著作和论文，达600多篇（本）。

早在1906年夏，在上海求学的慎微之返回浙江吴兴老家度暑假时，曾到吴兴双潞村的钱山漾进行考古调查，并采集到一些石器；1934年再次采集到一些石器，从而发现了良渚文化钱山漾遗址。1920年，吴越史地研究会总干事卫聚贤在南京栖霞山也采集到了新石器时代石器。不久，陈志良也在浙江平湖的乍浦、海盐、上虞、嘉兴和江苏的苏州、溧阳发现了被认为是“吴越民族先期文化的遗迹遗物”。1935年，在复旦大学求学的杭州人何天行多次利用假期前往良渚采集或购买到一些陶器和石器，并于1937年4月出版了《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

不过，我们认为，以上四位学者自行陆续采集或购买的文物，“都属于零星发现的采集品”，“数量又少”，且“尚未能引人们足够的重视”，其成就与同时期的施昕更主持的第一次科学田野发掘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所以说“收获最大、学术价值最高者当推施昕更那堪为石破天惊的考古新发现”；毫无疑问，他于1938年出版的《良渚》一书，是“东南沿海地区考古工作的奠基工作”。施昕更是良渚文化发现和研究先驱，其不朽的开拓业绩，将载入史册，受到后人的缅怀；其自强不息、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无疑是后人学习的楷模。